陶昌学 李增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价值要义及路径选择
▲陶昌学
作者简介：陶昌学(1965—),男，云南曲靖人，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高等职业教育管理研究;李增华(1981—),男，云南盐津人，云南师范大学泛亚商学院教授，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云南人才市场正高级经济师，博士，主要从事高校教育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教育地理研究。
文章来源：学术探索，2023,(08),141-148
摘 要：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对构建经济社会新发展格局、引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实现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促进区域教育协调发展有重要价值。通过系统分析发现，受系列政策改革驱动，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近年取得长足进步，但仍面临相对较低的专业适应性、相对较弱的产教/校融合、相对薄弱的师资队伍建设、总体偏低的就业吸引力、相对失衡的空间结构等瓶颈制约。对此，可从坚持以党的全面领导为根本原则的重要制度安排、以现代化理念为导向的“内涵式”发展、以服务路向为核心的“类型化”发展、以特色立身为核心的“差异化”发展、以资源优化配置为驱动的“均衡式”发展、以国际化视野为基础的“开放式”发展几方面推进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价值要义;路径选择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既是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也是新时代新征程中国整体发展的目标追求。作为现代社会发展轴心机构的重要组成，高等职业教育必然在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擘画中担负重要角色，处于“教育科技人才协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机制框架内。[2]近年来，伴随国家职业教育政策法规和制度措施重大调整的持续驱动，尤其在新时代教育现代化、教育强国、高质量发展、技能强国等战略引领下，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实现了“类型化”发展新领地，迈入了与普通高等教育“等位式”发展新阶段，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已然成为教育研究领域的热点话题和重要趋势。从既有研究看，学者们主要从概念内涵、[3]招生就业、[4]“五维职能”、[5]经费投入、[6]主题变迁、[7]路径黏性、[8]政策供给机制、[9]教育经济耦合关系、[10][11]师资队伍建设、[12]区域教育公平[13]等多个角度对新时代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进行探讨，为新时代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了一定理论支撑和思路方案。但在总体上，关于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系统分析和深入探讨偏少，其相关研究尚有较大提升空间。因此，聚焦党的二十大提出的“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1]的顶层设计要求，进一步全面厘清高等职业教育在助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的特殊要义，并在这一基础上科学探寻与时代需求相符的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路径，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
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价值要义
(一)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是构建经济社会新发展格局的内在需要
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一方面，传统经济增长方式持续向技术和知识密集型转变，呈现出技术更迭迅速、劳动内涵复杂、技术知识整合交叉的特征；另一方面，社会生产生活领域的绝大部分产品生产、技术革新、制造升级日趋走向复杂多样。与此同时，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加速演变，国内外发展环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亟待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教育与经济交互关系看，这些客观发展现实，都对各类劳动者(人才)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倒逼高等职业教育全要素升级、全链条优化、全方位突破，亦即需要高等职业教育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释放更多高素质、高技能、高技术毕业生(或人才、劳动者，或能工巧匠、技能大师、大国工匠)及其精神文化产品。[14]
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业和信息化部预测显示，2025年我国制造业领域人才尤其是技术技能人才缺口达3000万，技能岗位人才占比不足30%,与日本、德国等制造强国的技能岗位人才占比50%左右有较大差距，[15]凸显了我国人才培养和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借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在2019年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中明确提出“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不断优化职业教育结构与布局。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有机衔接、深度融合，集中力量建成一批中国特色高水平职业院校和专业”。[16]
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最密切的一种教育类型，高等职业教育既担负着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基本任务，也需要不断适应产业结构升级、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高层次职业人才发展需求，持续在服务构建经济社会发展新格局、培养输出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方面发挥引领作用，源源不断地释放人才红利。
(二)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是引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的动力所在
根据教育学基本原理，建设高质量职业教育体系、推进职业教育体系现代化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和教育现代化基本理念在职业教育领域的集中体现。[17]
进一步看，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构建纵向贯通、横向融通的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也是中国职业教育整体迈向现代化的关键选择。在纵向上，高等职业教育(含专科、本科、硕士、博士)是职业教育体系“顶端”(即最高层次),其高质量发展是职业教育迈向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和内在驱动，对于完善教育体系结构、明确职业教育类型、提升职业教育地位、拉动中等职业教育(含技工教育、职业培训)具有重要意义。[18]为此，我国新修订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明确提出“建立健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产教深度融合，职业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并重，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融通，不同层次职业教育有效贯通，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尤其从实践看，近年来不断深化发展的高等职业教育为庞大的中等职业教育(含职高教育、中专教育、技工教育)毕业生(2018年487.3万人、2019年493.4万人、2020年484.9万人、484.1万人、519.2万人)群体升学深造、技能成才提供了崭新渠道，打通了长期存在的职业教育层次结构“天花板”(教育部统计显示，近年来特别是高职扩招以来约65%的中职毕业生升入高等职业学校),同时也为高等职业教育与其他教育类型的横向融通、衔接互补提供了有效支撑，破解了延续多年的职业教育类型结构“孤岛现象”。
从这个意义上看，积极推动高等职业教育体系化发展，既有助于解决高层次技能人才的上升渠道阻滞问题，也可通过高技能人才的人力资本增值、思想观念塑造，在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持续提供内生动力和引领示范。
(三)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是实现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我国职业教育主要停留在中等职业教育层次，高等职业教育总体薄弱，其中又以专科居多、本科偏少、研究生少见，大多混杂于普通高校举办的高职学院和原部分中等职业学校升格而来的高职学院，其人才培养质量偏低实乃必然。譬如有研究表明：当前职业教育发展面临的最大困难，排前三位的是社会认可度、人才培养质量和地方政府重视程度，分别达到68.62%、62.22%和52.59%。[19]
在实践层面，高等职业教育担负着培养高素质、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的重任，既具“职业”属性又有“高等”属性。为此，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的《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计划(2020-2023年)》提出，要把发展专科高等职业教育作为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和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的重要方式。在此政策驱动下，我国职业教育正在向高层次高质量迈进。据教育部统计数据，2022年，我国有本科层次职业学校32所，占全国高等学校的1.1%;高职(专科)学校1489所，占全国高等学校的49.4%;中等职业学校(不含技工学校)有7201所，比上年减少93所；职业本科招生7.63万人，比上年增长84.39%;高职(专科)招生593.27万人(含五年制高职转入专科招生54.29万人),比上年增长7.4%;中职招生484.78万人，比上年下降0.86%。[20]这充分体现了高等职业教育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大规模培养储备优质人力资源和提升职业教育整体质量的重要作用。
为此，我们应进一步意识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高等职业教育必然也必须由规模扩张、数量增长走向提质培优、增值赋能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只有切实加快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方能不断增强职业教育的社会吸引力和公众认可度，进而以“高效能的生源吸收”和“高质量的毕业生输出”全面助推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四)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是促进区域教育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
区域教育协调发展是我国现代化高质量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换言之，推动区域教育协调发展是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教育强国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任务和应然选择。从总体看，经过多年努力，我国教育基本实现了从“学习跟跑”向“并跑领跑”的转变，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就。但我们也要清醒看到，我国教育尤其是高等职业教育的总体质量和水平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区域间发展不平衡、地区差异大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21]
在教育实践中，高等职业教育与区域(含省域、市域、县域)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更为紧密，比普通高等教育更能反映其所在区域对技术技能人才的客观需求，比普通高等教育更能彰显教育层级纵横发展的多元趋向。可以说，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不仅能为所在区域供给急需人才、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缩小区域间差距，也能为区域基础教育、中等职业教育的毕业生和其他社会大众(如农民工、普通工人)提供多元化选择和更多学习机会，还能为区域破解高等教育资源短缺、巩固提升区域高等教育普及化水平提供支撑保障，切实促进区域教育协调发展。进一步看，按照现有的高等学校举办要求和标准，与普通高等教育相比，举办高等职业教育相对容易，这也给地方政府举办高等职业教育提供了便利和动力。以云南为例，截至2023年3月，全省16个州(市)中，已有15个州(市)举办了专科层次高等职业学校，有1个州(即怒江州)正在筹建专科层次高等职业学校，基本上实现了各个州(市)皆有高等职业学校的格局，极大地优化了全省高等教育资源布局，提升了高等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全局的能力。
因此，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要加快构建区域大职教管理格局、运行机制和互助协作机制，坚持政府主导与市场引导相结合，统筹不同区域的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促进不同区域高等职业教育合作及协同发展，切实推动区域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助力区域教育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
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瓶颈制约
(一)相对较低的专业适应性制约高等职业教育的社会服务能力发挥
从高等教育专业结构与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产业部门的适应关联来看，高等职业教育领域的专业设置，是制约其人才输出规格、培养“适销对路”高技能人才的关键所在。当前，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普遍存在专业设置滞后于产业发展，导致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不相匹配、适应性差、调整滞后的恶性循环。一方面，越来越多的高等职业教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被动追随者”,严重滞后于经济社会对高素质高层次技能人才的需求。另一方面，高等职业教育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尤其在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直接相关的人工智能、大数据开发、碳汇交易、高端装备制造、特色农业发展等新兴专业建设上，未能形成区别于普通高等学校的独特竞争优势。与此同时，高等职业教育领域还广泛存在专业设置趋同、盲目追高、求大求全的“高职院校本科层次升级转型问题”,尤其在广大的中西部省域，各类高等职业学校对于“中国特色”“区域特点”“高水平”“高技能人才供给”等概念内涵还缺乏深入理解，习惯于按传统模式和惯性思维进行专业开发和建设，“难以反映出特色高水平专业群相对于普通专业群的差异，无法凸显高等职业教育的类型特征”,[22]制约了高等职业教育社会服务能力的发挥。
(二)相对较弱的产教/校融合制约高等职业教育的政-产-学-研联动
产教融合是高等职业教育的本质属性，也是高等职业教育区别于普通高等教育的关键因素。客观而言，近年来国家持续出台高等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政策措施，对高等职业教育“政-产-学-研”一体化发展发挥了支撑引领作用。但在现实中，高等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仍旧未能得到深入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脱节的问题仍普遍存在，由此导致了高等职业学校毕业生难以满足当地产业对技术技能人才的实际需求。与此相伴而来，高等职业学校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多元联动被限制于初级水平。一方面，社会企业与高等职业学校合作的内驱力不足、激励机制不健全，绝大多数合作过程中的企业一方，并未将行业中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及时引入高等职业学校教学过程，极大制约了高等职业教育的效能发挥；另一方面，高等职业学校对政府需求的回应、社会需求的关注、产业发展的融入、经济发展的助推、技术研发的聚焦，总体都处于割裂状态，缺乏融合贯通，严重限制高等职业教育“政-产-学-研-用”一体联动推进。
(三)相对薄弱的师资队伍建设制约高等职业教育的高质量输出
从总量来看，截至2021年，我国高等职业学校在校生规模已超过1600万人(含本科层次职业学校在校生12.93万人、专科层次职业学校在校生1590.10万人),[23]达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36.2%,形成了超大规模的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态势。按照教育运行的一般逻辑，如此规模的高等职业教育体系，理应输出世界上影响最大的高等职业教育效能，以驱动经济社会发展。但从教育实践看，由于长期以来受制于高等职业学校师资存量不足、增量偏低、发展受限，如2021年我国本科层次职业学校专任教师2.56万人(生师比19.38∶1)、专科层次职业学校专任教师57.02万人(生师比19.85∶1),[23]明显未达到教育部规定的基本标准，致使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效能提升一度阻碍重重，其制造强国、质量强国、海洋强国、农业强国、技能强国等建设，更多是依赖普通高等教育支撑。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当前的高等职业教育领域，同时具备高级技术(职业)资格和高级职称资格的专业课教师数量还较为有限，多数地方(省域以下)高等职业学校“双师型”专业课教师的占比低于50%,加之高等职业学校在高层次人才引进上区域禀赋、编制待遇、发展平台、未来期望等方面的限制，更进一步加剧了高等职业学校师资队伍建设的瓶颈，进而最终影响到高等职业教育领域高素质高层次人才的培养输出效能。
(四)总体偏低的就业吸引力制约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社会认可程度
受传统就业观念和普通高校扩招的影响，社会各界对职业教育的“窄化”“矮化”现象依然存在，甚至很多人还错误地认为“技术技能人才就是低水平的工程型人才”,高等职业教育也只是低层次的高等教育，招生对象理应被限制在普通高校招生所剩下的生源范围内，意即所谓的高等职业教育“低人一等”。近年来，尽管国家对职业教育的关注和重视不断提升，通过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大会、举办职业技能大赛、高职院校扩招100万等多元举措，积极支持包括高等职业教育在内的各类职业教育加快发展，但社会上长期存在“职业教育弱势论”仍旧未能从根本上得到有效改观。在这种认识的裹挟下，即便是我们单纯从人力资源市场高职院校毕业生的薪资待遇来看，其也总体上弱于普通高校毕业生。有数据表明，2022全国高职院校毕业生平均薪酬以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为最高，平均薪酬为7361元。[24]与此相比，同年度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的平均薪酬以上海交通大学为最高，平均薪酬为12180元。[24]这些现象的存在，都从根本上制约了高等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可度和公众美誉度。
(五)相对失衡的空间结构制约高等职业教育资源配置的均衡性格局
以1980年国家教育部(原国家教委)批准设置南京金陵职业大学等首批13所职业大学为标志，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正式起步。经过40余年的发展，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突飞猛进，在空间上实现了全国所有省域及其绝大多数地级市均有所布局，高等职业教育资源在区域空间上得到有效配置。但受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聚集因素、自然资源禀赋、区域历史文化积淀、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等多种因素影响，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在空间结构上呈现典型的“非均衡”状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宏观层面看，全国各省域间高等职业教育布局不平衡，如2022年，高等职业院校数量排名前五的省域为河南(100所)、广东(95所)、江苏(91所)、山东(86所)、四川(82所),占了全国高等职业院校总量的近三分之一，而排在后五位的省域为西藏(3所)、青海(8所)、宁夏(12所)、海南(14所)、上海(25所)、北京(25所),约占全国高等职业院校总量的6%,与普通高等教育布局并非一致，这可能与上述省份在生产制造、电子信息技术、新业态等领域技术技能人才需求差异较大有关。二是从中观层面看，以人文地理界分的东部、中部、西部地区间和以地理区位划分的东北、华中、西南、华北、西北、华南地区间均存在高等职业学校布局差异较大的现象，如2022年，东、中、西部地区分别为582所、498所、441所，东北、华中、西南、华北、西北、华南地区分别为120所、241所、227所、204所、128所、158所。三是从微观层面看，省域内高等职业教育资源向省会城市集中的态势较为突出，而布局在省会以外的地级市的高等职业学校明显偏少，如2022年云南省昆明市有32所高等职业学校，其余15个州(市)总共才有18所高等职业学校。这样的空间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高等职业教育资源均衡协调配置格局的形成，难以有效反哺、适应和驱动其所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三、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
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然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驱动力。[25]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高等职业教育要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核心，以服务人民共同富裕为要义，以绿色技能开发为关键，不断增强专业适应性，推进产教深度融合，提升师资队伍素质，致力走内涵式、类型化、差异化、均衡式、开放式发展之路，切实增强其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一)坚持以党的全面领导为根本原则的重要制度安排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26]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政治保证。因此，站在新的历史方位，面向中国式现代化，我们必须进一步坚持和加强党对高等职业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亦即只有坚持和加强党对高等职业教育的全面领导，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才可能从蓝图变成现实。这不仅是高等职业教育事业40余年快速发展的根本经验所在，也是高等职业教育事业迈向现代化的根本政治优势。首先，要把稳政治方向。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把党的领导贯穿高等职业学校(包括民办高职院校)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坚定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自觉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助力中国式现代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对职业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中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正确办学方向”。其次，要注重思想引领。“掌握思想引领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推进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带领广大高职院校党员和师生员工学习党中央、国务院相关文件精神和方针政策，确保党的主张、国家的意志和人民的意愿在高等职业学校各项工作中得以充分体现。再次，要强化政治保障。落实公办高等职业学校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和民办高等职业学校依法决策机制，并切实通过引导和监督高等职业学校依法依规办学和平稳有序运行，确保高等职业学校尤其民办高等职业学校是党领导下的高等职业学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等职业学校。最后，要夯实组织建设。落实“三会一课”“第一议题”等基本制度，持续推进基层党组织设置和活动方式创新，进一步扩大高等职业教育领域基层党组织覆盖面，深入破解部分高等职业学校基层党组织弱化、虚化、边缘化等现实问题，进而增强高等职业学校党组织的政治功能、政治定力和号召力、凝聚力、战斗力。
(二)坚持以现代化理念为导向的“内涵式”发展
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内涵式发展是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途径。客观来看，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高等职业教育体系，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含职业本科和职业专科)达到高等教育招生总量的55%,托起了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为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打下了坚实基础。但其质量、效益与我国教育强国建设目标要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需要和世界高等职业教育强国之间尚有较大差距。这急需我们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大力推进高等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主要可以从六个方面着力：一是要着力强化立德树人、德技并修，推动高等职业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与技术技能教育整合统一、融会贯通，并以服务和融入区域经济发展为主线，立足地方/区域产业人才需求实际和生源人口特点，对接社会行业企业岗位技能标准，精准科学制定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方案，促进高职学生文化知识、能力素质和技术技能全面发展，有效满足区域经济发展和行业企业生产所需。二是要着力加强内部治理，构建以符合现代大学治理念的高等职业学校章程为统领，紧扣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依法治校、民主管理的治理体系内在要求，推动形成扁平化的校(院)-院(系)两级管理体制，全面建立权责明晰的工作推进机制、多层次的监督制约机制、全员发力的工作协调机制、导向鲜明的考核评价机制，切实促进学校内部资源优化配置、决策科学合理和战略规划适切，推动高等职业学校治理现代化，为内涵式发展提供保证。三是要着力加强“适销对路”专业集群建设，及时对接产业转型升级，根据人才市场需求变化和社会职业形态更新，调整优化学科领域布局和专业设置结构，开发建设新兴特色学科专业，增强专业设置及建设的社会适应性，提升专业技能人才培养质量，促进高等职业教育产品与社会职业有效匹配。四是要着力加强专职为主、兼职为辅、专兼结合的“双师型”队伍建设，扩大高职院校教师人才增量、盘活高职院校教师人才存量，多维度开展教师职前职后教育培训，不断提升教师道德品质和职业素养及技术技能，推动教师专业结构、知识结构、来源结构持续优化，为高职院校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五是着力推进基于职业活动导向、彰显职业教育特色、体现“学用结合”的高等职业学校教材建设，遵循《职业院校教材管理办法》和知识技能内在逻辑，积极将行业企业专家意见及新技术、新工艺、新理念、新流程、新规范纳入高等职业教育内容及课程教材，促进高职教材现代化，为高等职业学校课程体系建设和教育教学提供多样素材和丰富资源。六是要着力推进“技能养成”导向的教学方法改革，探索体现职业性、实践性、开放性、信息化，融入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内容的任务式教学法、模块化教学法、理论实践一体化教学法、团队合作式教学法、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法等系列高职教学新方法，将知识、技能更加有效地传授给学生，切实增加知识储备，提升实践本领。
(三)坚持以服务路向为核心的“类型化”发展
长期以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混杂于“高等教育层次”,“类型地位”不明，直至2022年5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正式实施，其“教育类型”地位才真正确立。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高等职业学校的教育模式基本参照甚至照搬普通高等学校教育模式，过于注重课堂理论教学，轻视应有的技术技能培养，其本然特征难以彰显，必定造成高等职业人才供给与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需求尤其是产业发展需求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因此，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高等职业教育应走出“教育层次”的传统桎梏，强化“教育类型”的时代特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助推人民共同富裕。具体可从四个方面考虑：首先，锚定产教深度融合路向。随着科技快速发展，产教深度融合是现代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方向，也是高等职业学校跨越发展的关键路径。[13]因此，我们要通过企业参与高等职业教育教学、高等职业学校开展实践教学、企业提供实习实训机会、社会组织提供就业见习岗位等多种多样的实践形式，既为高职学生提供更适宜的技术实践和技能培训机会，也为企业和社会组织提供更具实践性、操作性的优秀技能人才资源和技术支撑，进而促进产业创新发展和转型升级。其次，深化校企合作培养机制。国家和地方要进一步完善校企合作优惠政策和激励措施，调动校企双方能动性，推动企业深度参与高等职业学校教育活动，促进高等职业学校与企业共同确立培养目标、制定培养方案、建构课程体系、选择教学模式、研拟招就计划、开展救助资助等，进而实现双方协同育人、同步发展。再次，推进工学结合教学模式。通过顶岗实习、跟岗学习、现代学徒制、工作(职业)场景体验等，促进高等职业学校理论教学与生产实践相结合、高职学生理论知识学习与生产技术技能掌握相促进，彰显职业教育类型特色。最后，践行知行合一育人理念。知行合一是高等职业教育的内在要求。这就是要求高等职业学校在教育过程中，既要注重专业理论知识教学，厚实学生道德基础、知识基础和发展基础，又要注重职业技术技能培养，增强学生实际工作能力、实践操作能力、技能迁移能力。
(四)坚持以特色立身为核心的“差异化”发展
从世界职业教育发展经验看，差异化错位发展是高等职业教育实现高质量发展、整体迈向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更是破解高等职业教育同质化、趋同化、跟风化困境的基本手段。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欲实现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势必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等方面实现差异化发展。从人才培养方面看，高等职业院校应定位准确，主动服务和融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紧扣所在区域经济社会和产业发展需求，制定符合地方实际、具有区域特色、蕴含产业特点的职业技能人才(专业)培养规格、模式和方案，杜绝照搬照抄和脱实就虚做法，切实增强人才培养、专业设置与区域职业的相宜性。从科技创新方面看，要因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有针对性地开展技术技能创新，尤其要围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需要，推进“绿色技能”创新创造，为区域绿色发展提供先进技术方案和技能支持。从社会服务看，高等职业学校要立足区域发展需要，结合自身办学特点和资源优势，选取恰当的服务领域或方向，差异化开展服务并深入推广，如各类种植养殖技能、就业创业技能培训等。从文化传承看，高等职业院校应充分挖掘地方历史文化资源，积极将地方优秀历史文化资源和科学文化资源纳入教育内容和课程教材，做好科学知识传递、地域文化传播、技术技能传承、民族文化延续，有效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五)坚持以资源优化配置为驱动的“均衡式”发展
高等职业教育资源是区域发展的重要资源，更是民生资源，其获取能力和配置水平关乎区域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按照教育学的一般认知，推动高等职业教育资源均衡配置、促进教育公平是实现高等职业教育均衡式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动力。客观而言，高等职业教育资源在空间配置上的失衡，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区域高等职业教育的活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区域发展差距。因此，针对当前高等职业教育资源空间布局不合理、不平衡的现实困境，我们要着力加大公共财政对落后地区、欠发达地区、省域内非省会区域的高等职业教育投入，缩小区域间高等职业教育资源配置差距，优化区域高等职业教育布局，进一步夯实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的资源基础；要着力充分利用“东西协作”、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共建“一带一路”等契机，不断加强区域高等职业教育协作，切实促进区域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均衡发展；要着力完善区域教育投资领域税收、土地、招生、水电、人才流动等方面政策措施及配套机制，并向落后地区、非省会地区倾斜，引导和鼓励民间社会资本(社会力量)投资兴办高等职业教育，构建多元化的区域高等职业教育投资体系；要着力健全对口帮扶、捐资助学等教育援助政策，引导成功校友、贤达人士、社会企业、非政府组织向落后地区、薄弱高等职业学校捐资助学，充实落后地区、薄弱高等职业学校办学资源；要着力紧跟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调整区域教育投资结构，引导区域教育资源在不同教育类型上的合理、有效、公平配置，进而优化区域高等职业教育空间布局。
(六)坚持以国际化视野为基础的“开放式”发展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已经是被改革开放史证明了的重要历史经验。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坚持扩大开放显得更加重要和必要，可以说“没有开放就没有国际化、现代化”。这本身也是与“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高度一致的。因此，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高等职业教育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闭门造车、走封闭僵化的老路自然是行不通，必须面向国际、走开放办学、合作共赢的新路。在本质上，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高等职业教育要积极通过国际交流合作、知识技术创新、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文化交流互鉴，深刻把握新发展格局，统筹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不断提升其国际化、全球化、现代化水平，助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具体来看，就是要扩大教育外交，完善互派高等职业学校留学生机制，促进双边或多边人文交流、互访研学、学术探讨，推动双边学历学位、技能资格互认，营造开放式办学的浓厚氛围；要深化中外高等职业学校合作办学、联合办学、共同办学，协同提升高等职业教育水平和合作能级，培养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熟悉双方国情的技术技能人才；要鼓励有区域特色、专业优势的我国高等职业学校主动“走出去”,到其他国家举办符合当地国情和人才需求的教育教学机构或办学点，并加强与当地汉语国际教育机构合作，提升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在他国的影响力；要坚持“引进来”策略，立足我国实际需求，完善外资投资税收等系列优惠政策措施，有针对性地引进国外(如德国、日本、美国)先进的高等职业教育机构及其教育经验、课程体系、管理理念、实训模式，改进提升我国高等职业学校培养能力和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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